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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冠疫情追责中国 法律上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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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环中商事仲裁发布时间:2020-05-18 10:54:46


              导言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截止到2020年4月29日,世界范围内的确诊病例已超过300万,死亡人数超过20万。面对疫情,有些国家和人民积极抗疫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守护“地球村”;而有些国家和政党却想方设法利用这次疫情转移国内民众视线、实现其政治目的、甚至企图攫取经济利益。更有甚者,一些国家、个人、公司竟荒谬地以中国政府为被告,就其所谓因疫情遭受的损失向中国政府索赔。在美国境内,由四名公民以及一家公司提起的 Logan Alters, et al.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 al., Case No. 1:20-cv-21108-UU案件,已在佛罗里达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立案,随后Bella Vista LLC, et al.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 al., Case No. 2:20-cv-00574、Borque CPA’s and Advisors, Inc., et al.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 al., Case No. 8:20-cv-00597分别在内华达联邦地区法院和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地区法院立案。之后密苏里州成为美国境内首个就疫情起诉中国政府的美国州属,主张中国应对疫情不力让该州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一天后,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费奇(Lynn Fitch)宣布计划向中国寻求与追讨赔偿。在美国之外,英国智囊团亨利·杰克逊协会 (Henry Jackson Society)发表了题为Coronavirus Compensation?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Culpability and Avenues of Legal Response的报告。在这篇长达44页的报告中,该协会列举了多种就新冠疫情向中国追责的路径,其中包括向世界卫生组织或世界卫生大会主张中方违反《国际卫生条例》,向国际法院主张中方违反《WHO组织法》等。


              针对境外某些国家、政党、个人刻意借新冠疫情污名化中国、抹黑中国、进而抛出“中国病毒源头论”中国责任论”并企图向中国索赔的卑劣、荒谬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在官方层面作出了反驳。作为涉外法律从业者,应当思索,除政治层面、外交层面的反对、驳斥外,如何从微观着手,以规则为导向,应对已经以及可能出现的针对中国的索赔途径及应对方略。环中争议解决团队组织力量,在研读境外针对中国索赔提交的起诉状基础上,综合相关分析、评论文章,力求客观呈现境外已经提出的可能针对中国的追责路径,并基于对法律、国际公约的简要分析,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本文的核心宗旨是,境外针对中国的追责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但是,中国政府亦应有所应对。 



              追责路径一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01 在美国联邦法院发起诉讼

              目前在美国境内联邦法院发起的诉讼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武汉市人民政府为被告,主张要求中国对此次新冠疫情承担责任。例外是密苏里州的诉讼中还以中国共产党为被告。根据发起诉讼的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施米特(Eric Schmitt)称,中国共产党为非主权行为人,因此可以不受“主权豁免”保护。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特里(Jonathan Turley)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在法理上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区分开来,难度很高。“为证明被告需要为疫情负责,最终还是要回到被告就是代表中国政府这一点上。”


              这些诉讼的事由几乎相同,包括五项:(1)过失侵权(negligent);(2)过失造成精神痛苦(Negligent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NIED”);(3)故意造成精神痛苦(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IIED”);(4)从事高度危险活动造成的侵权(无过错责任)(Strict Liability for Conducting Ultrahazardous Activity);(5)妨害公众安宁(Public Nuisance)。五项事由下的具体主张以侵权责任为基本框架,包括:(1)责任:上述被告对本案的原告(因疫情受到损害的美国公民)有责任;(2)侵权行为:被告隐瞒新冠病毒的存在、传播能力、致死性,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未及时向原告发出警告,向公众散布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陈述;(3)因果关系和损失:被告的行为造成原告身体健康、精神、财产等多方面的损失。此外,针对第(4)项事由,原告诉称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涉嫌未妥善处理实验动物,产生病毒泄露的高度危险,因此须对 “高度危险活动”承担严格责任。

              02中国的应对措施:主权豁免;送达无效;拒绝回应;原告证据真实性存疑

              第一、主张主权豁免。国家豁免的根据是国家主权原则,国家豁免理论自1234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九世颁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教谕一来,经逐步发展、完善,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美国法律和实践所秉持的是国家相对豁免理论。这一观点主要反映在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of 1976, “FSIA”)之中。该法是美国法院就主权国家取得管辖权的唯一依据,是美国法院处理涉及外国主权国家诉讼的依据。顾名思义,FSIA适用的前提之一就是涉诉被告是外国主权国家或政府这里的“主权国家”既包括政府的分支机构,也包括行政部门。因此,本案中的被告满足这里适用FSIA的前提条件。根据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联邦法院仅仅只有在适用例外的情况下才对外国政府拥有属人(personal jurisdiction)和诉讼标的管辖权(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换言之,原则上,法院对外国主权国家没有管辖权,而只有在规定于28 U.S.C. §§ 1605–1607中的例外事项满足时,法院才例外地有管辖权。前述例外事项共有九项。其中,六项规定在28 U.S.C.§1605(a)中,包括(1)放弃豁免(waiver);(2)商业活动(commercial acts);(3)征收征用(expropriations);(4)对美国境内的特殊财产权(rights in certain kinds of prop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5)非商业侵权(non-commercial torts);(6)执行仲裁协议和裁决(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greements and awards)。第七项针对国家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 1605A);第八项涉及海上留置权(§§ 1605(b)–(d));第九项涉及反诉(28 U.S.C. § 1607)。上述任何一个事项的成立都会导致中国失去主权豁免,美国法院取得相应管辖权。


              从目前这些集团诉讼的起诉书中可以看出,原告主张适用第二和第五项两项例外规则:第1605(a)(2)条适用于与美国有充分联系的商业活动的规定;第1605(a)(5)条适用于领土侵权行为的规定。实际上,这两条规则在本案中难以适用,且原告并未在起诉状中给出二者得以适用的理由。


              对于第二个例外事项,起诉状完全没有具体指出任何中国被告们所从事的相关商业活动,更不用说该活动如何与美国有足够的联系。事实上,起诉状中所列举的被告的侵权行为都是主权行为,如“被告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人道、透明度和/或被告的行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省政府和市政府的国内法律所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武汉警方行为不当。”“被告利用李文亮医生在被胁迫下所做的虚假陈述误导国际社会。”起诉书中一个主张有可能会与“商业活动”产生联系,即原告试图通过主张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及华南海鲜市场是商业场所,说明该案属于外国政府所涉商业行为。但该主张依然站不住脚。在美国最高法院Saudi Arabia v. Nelson案中,法院明确表达:“商业行为”是指主体以私人身份和方式在市场上从事商业活动。而武汉国家实验室的行为并不是这里“商业行为”的应有之义。不仅“商业活动”难以证明,原告还需要证明该商业活动与美国有“直接的联系(direct effect)”。在Republic of Argentina v. Weltover案中,最高院认为“只有被告的行为产生了直接结果(immediate consequence)”才能被认为有“直接联系”。因此,本案中,原告需要证明“如果没有被告的过失,疫情不会扩散到美国”。这不仅需要大量的专家证人、数据模型作为举证材料,还会涉及无数介入因素,尤其是还要考虑到新冠病毒在人体内有两周的潜伏期、人群中有“无症状感染者”等事实。实践中,中国曾经就通过主张不存在直接联系,而在美国法院获得胜诉判决。在2005年,美国公民曾起诉中国,要求中方信守经济承诺,向他们支付所购买的中国政府债券的本金及利息。中方以“政府发行国债的政策与美国买方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为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引用了Siderman de Blake v. Republic of Argentina案中的理由,认为“仅以美国境内发生的经济损失不足以认定存在直接联系。” 


              对于第五个例外事项,根据《对外关系法(第四次)重述》第457条,涉诉侵权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与损害结果均需要发生在美国境内,而起诉状并未提供任何中国侵权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内的依据。而事实上,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上,不仅及时向美国通报相关信息,还及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不存在任何在美国境内发生侵权的事实。同时,第五个例外事项不适用于外国主权国家的“裁量行为”(Discretionary Function Exception)。自由裁量行为的规定目的在于防止司法机关在审理侵权诉讼时对他国基于政治、经济、政策的相关立法和行政措施进行再度审查。而中国政府关于新冠疫情的管控措施,基本都是与中国当地的经济文化和政策相关的自由裁量措施。因此,并不适用于第五项例外。而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中方迟延公布疫情真相、未及时采取措施控制病毒扩散等,很大程度上都属于这里的裁量行为。


              此外,有律师试图利用第七个例外规定,即针对国家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 1605A),主张中国违反国际条约,制造生物恐怖武器。这一主张同样难以成立,首先,但该律师同样未提供任何支撑该观点的依据,更不用说证明一个主权国家参与恐怖活动的难度是极其高的。其次,根据美国2016年《反资助恐怖主义法》的规定“一个国家如果支持恐怖主义行为且导致美国有关人员的伤害,美国当事人可以在美国法院直接起诉这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即,只有当主权国家资助恐怖行为导致美国公民受伤或者死亡时,才构成本条所述的国家豁免的例外。而本案显然并不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主张送达无效。中美之间并不存在诉讼文书送达的相关司法互助协议,因此,此种情况下的送达须依据美国和中国共同签署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下称“海牙送达公约”)来进行。根据海牙送达公约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美国原告可以选择通过直接邮寄的方式向中国送达诉讼文书。但是,中国在加入和批准海牙送达公约时,已经按照海牙送达公约的规定对第十条第(一)款的适用提出了异议,因此,如果美国原告通过该途径送达,其送达不具备法律效力。中国在批准加入送达公约时根据公约的规定指定司法部负责接收和转递其他国家的送达请求。这就意味着,在美国起诉的原告须将包括诉状在内的诉讼文件送达至中国司法部。这里有刚柔两种方式作为该种送达方式的应对。其一、软性方式,即有效利用中国的送达程序。中国的送达权力专属于法院,且外国请求中国送达司法文书时,须依公约或条约,先将文书送达至中国司法部,再由司法部转交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转交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再根据情况指定相关的中级人民法院送达;如遇送达不成功的情形,则须将文书按照原路返回。如此一来,不仅送达的时间过长,难度也大大增强。”对于美国境内对中国的诉讼,送达文书时需要走完以上每一步流程,那么只要在任何一步中国的政府机关拒绝接收,中国政府就可因送达无效而不需要受到法院管辖。其二、刚性方式,即根据国际法中的国家豁免原则,直接拒绝签收来自于美国法庭的送达。根据海牙送达公约第十三条的规定“如果送达请求书符合本公约的规定,则文书发往国只在其认为执行请求将损害其主权或安全时才可拒绝执行。”关于国家豁免,中国所秉持的一直是绝对豁免的立场,据此,中国可以根据海牙送达公约的规定拒绝接受送达请求。有学者统计,按照以往的经验,起诉中国政府,送达文书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第三、拒绝回应。FSIA明令禁止缺席判决。在以往的案例中,诸如Jackson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96 F.2d 1490 (11th Cir. 1986)案和Walters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72 F. Supp. 2d 573, 574 (S.D.N.Y. 2009)案中,原告起诉中国后,中国直到法院作出对自己不利的缺席判决一年后,才根据FSIA的规定提出动议主张缺席判决无效。


              第四、原告证据真实性存疑。因为亨利·杰克逊协会 (Henry Jackson Society)的 Coronavirus Compensation?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Culpability and Avenues of Legal Response报告中提到了更多的“证据”资料,这部分放在“追责路径二”中一并介绍。

              03 判决可能的执行方式

              根据FSIA,即使中方没有主权豁免且在诉讼中败诉,中方在美国境内的财产原则上依然享有执行豁免权,而只有满足§§ 1610-1611的规定情形,才能够被执行。FSIA对可执行的财产有严格的限制。只有同时满足(1)财产在美国境内;(2)财产被用于本案所涉及的商业活动两点时,该财产才可供执行。此外,FG Hemisphere Assocs., LLC v. République du Congo, 455 F.3d 575, 588–89 (5th Cir. 2006) 案还表明,该财产需要在法院授权执行时,仍然在美国境内。《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Vienna Conventions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Consular Relations)也规定,外国使领馆、代表团及其银行账户受到执行豁免。


              有观点称要执行美国对中国的债务来“抵销”该赔偿责任,即使根据Peterson v.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627 F.3d 1117 (9th Cir. 2010) 案,债权这个“无形”财产的所在地是债务人所在地(美国),即满足第一点规定,但难以证明该政府间债权符合被用于商业活动的第二点要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某律师能够证明中方涉嫌有制造生物武器的恐怖主义行为,且赢得诉讼(虽然看起来毫无希望),则根据28 USCA § 1610(g)(1)的规定,可供执行的财产范围将会扩大为满足上述两条件的国家或国家机构的财产。而国家机构的范围则可以涵盖外国政府机构或分支以及由外国政府机构或分支主要控制的独立法人、公司或其他组织等,且该单位并非美国任一州成员也并未依第三国法律成立。 

              追责路径二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01 向WHO主张中方违反《国际卫生条例》

              他国或可主张中方在处理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第5、6、7条。本次疫情中,有机构声称早在2019年11月17日,武汉就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到2020年1月1日,确诊病例数已达266。在12月27日,张继先医生就上报给有关部门,表明存在新型病毒。之后李文亮医生也通报同行,提醒大家注意可能存在新型病毒。中国政府在12月31日将情况通报给了WHO,随后新华社发稿称该病毒不会在人际传播。但事实表面,那时已经出现了人际传播的案例:一位在1月9日去世的病人将病毒传染给了妻子;截至1月11日,七名医护人员被传染。因为中方一直隐瞒该人际传播的事实,导致1月14日,WHO官员宣布该病毒造成的人际传播“非常有限”。四天后,武汉市举办“万人宴”。此外,中方在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后,仍有500万武汉市民连夜出城“逃至”各地。因此,他国可能会依据IHR主张:(1)中方违反监测义务。IHR第五条规定:“每个缔约国应当根据本条例附件1的具体规定尽快,但不迟于本条例在该缔约国生效后五年发展、加强和维持发现、评估、通报和报告事件的能力建设。”附件1A 1.4(2)要求缔约国通报的重点信息包括:“临床描述、实验室结果、危险的来源和类型、人患病例和死亡人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条件和所采取的卫生措施”。本次疫情中,中方未能够及时发现、评估、通报上述重点信息。(2)中方违反通报义务。IHR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每个缔约国应当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在评估公共卫生信息后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在本国领土内发生、并按决策文件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所有事件,以及为应对这些事件所采取的任何卫生措施。”第二款要求缔约国在通报后“继续及时向世卫组织报告它得到的关于所通报事件的确切和充分详细的公共卫生信息,在可能时其中包括病例定义、实验室检测结果、危险的来源和类型、病例数和死亡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情况及所采取的卫生措施。”如果中方能够尽早向WHO通报疫情,以及其人传人的风险,世界各国则能够及时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防止病毒蔓延。正因为中方的隐瞒,导致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失控,并造成大量损失。(3)中方违反信息共享义务。IHR第七条规定:“缔约国如果有证据表明在其领土内存在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出乎预料或不寻常的公共卫生事件,不论其起源或来源如何,即应向世卫组织提供所有相关的公共卫生信息。”

              02中方的应对措施:没有管辖权;信息来源不真实、不合法

              第一、管辖权抗辩。虽然IHR第56条提供了争议解决机制,但适用该机制需要获得中方的同意。中方只需要拒绝接受IHR争议解决机制的管辖即可。


              第二、信息来源不合法、不真实。从上述主张的参考资料看出,大部分资料的来源非常可疑,不仅非官方报道、未经证实,部分资料还来自于有一定政治立场倾向性的媒体和网站。此外,近日,《新京报》通过梳理时间线的方式,对“瞒报质疑”作出了有力回应:12月30日武汉市卫计委发布关于加强不明原因肺炎的紧急通知;1月3日,在不清楚是什么病因的情况下,中国就向世卫组织、美国等国家通报防控和研究进展;1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进行视频电话联系,通报中国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并沟通如何防控;1月9日,中国分离了病毒,确认了新冠病毒是主要病原体,当天向世卫组织通报,并向国际社会相关国家进行分享。正如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教授所总结的:中国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情况,第一时间向世界各国分享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加强促进国际合作。

              追责路径三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01 以中国违反《WHO组织法》为由向国际法院发起诉讼

              在WHO难以对中国实施管辖权的情况下,原告方可能会想要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以下简称为《WHO组织法》)第75条,绕过WHO或世界卫生大会,而将案件提交到国际法院。该条规定:“除当事国另有协议解决方法外,应依国际法院规约之法规,因解释或适用本组织法而起之争端或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实际上,国际法院本身已经承认“《WHO组织法》第75条规定为法院管辖权基础提供了依据”。在此方式下,原告方可能提出的主张包括以下几种:(1)依据《WHO组织法》第21条和第22条主张中国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2)主张中国违反了《WHO组织法》第64条。该条规定:“每一会员国应汇编各种统计与流行病报告书,其格式由卫生大会定之。”(3)主张中国违反了第63条。该条规定:“成员国应将有关卫生并经在该国境内公布发表之重要法令、规章、 政府机关正式报告书及统计,立即通知本组织。”这里的主张不涉及的“法令”或“规章”,而是“政府机关正式报告书”和“统计”的公布发表。其事实依据是“有报道称中国隐瞒了医务人员感染的早期报道,导致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该病毒不会造成人际传播。”“此外,据称中国也一直在隐瞒确定该病毒传染性的关键信息,即有关无症状感染者人数的‘中国政府分类数据’。”但是,适用第63条也会带来难题。根据该条文义,这些“政府机关正式报告书”和“统计”必须在中国“公布发表”。目前“公布发表”一词的定义在该语境下尚不清楚。一方可以说它仅包括公开提供的正式政府出版物,另一方也可以说它也包括经过中国审查的医生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4)主张中国违反了第37条。该条规定:“本组织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其办事人员之专属国际性,亦不设法影响其行为。”据报道,原告方或许可以就此主张中国隐瞒信息或未准确提供信息的行为,是在试图影响世卫组织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例如导致他们表达对中国的坚决支持和推迟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定。当然在这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各国其实一直在设法通过书信、会议等方式影响政府间组织的官员。因此,若主张任何影响办事人员的企图都将构成对第37条的违反,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可以辩称,这个企图行为本身,若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例如《国际卫生条例》,则可能成为第37条规定的非法影响的应有之义。(5)最后,当事国可以考虑依据“一国负有义务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的一般国际法义务,主张中国违反了《WHO组织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即“各民族企业达卫生之最高可能水准”。这样的主张可能包含上述所有指控以及其他例如有关中国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对COVID-19进行讨论的指控。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在早先的一个案件判决中已经指出,建立在《WHO组织法》第75条等条款之上的的司法管辖权无法处理违反一般国际法义务的主张。但当事国可以尝试挑战这个34年前的意见的效力,或者通过主张第75条不仅赋予对任何“争议”的管辖权,还对与解释或适用《WHO组织法》有关的任何“问题”赋予管辖权,来反驳该意见的适用性。

              02中国的应对策略

              该路径下,原告方可能提出的主张,涉及到《WHO组织法》以及《国际卫生条例》相关条款的强行解释问题,而这种解释无论在文义上还是在逻辑上均难以自洽。除条款的解释困境外,原告方还需举证证明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是真实的,例如,“中国隐瞒了医务人员感染的早期报道,导致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该病毒不会造成人际传播。”而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及时地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他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的情况,在确认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之后,中国于2020年1月23日果断采取了“封城”这样悲壮、决绝的措施。以美国为例,美国于1月21日才确认了首例病例,截至2月10日,美国仅确诊了10例,这足以表明,后来在美国爆发的疫情并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此外,即便国际法院作出裁决,那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执行国际法院的裁决唯一主体(联合国宪章第14条),而中国也可以选择通过行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来否认裁决的效力,从而拒绝执行国际法院判决。



              结语

              新冠疫情作为全球性的传染性疾病,不分种族、国别,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世界各国本应守望相助、精诚合作共同渡过这一困难时期。然而,以此为契机,企图通过抹黑中国,甚至提起所谓的荒谬至极的针对中国的诉讼,或转移其因疫情防控不利所引起的社会舆论责难,或实现其不可告人却又路人皆知的政治目的,则是卑劣的。除在政治和外交上作出回应和驳斥外,更需要从法律的层面进行有效的应对和防范。


              中文参考文献 



              [1] 姚意:《肺炎疫情:从法律角度分析美国密苏里州诉中国政府案》,BBC News,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2391457;

              [2] 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程绍明:《美国律师起诉中国政府,各国律师怎么看?》,https://k.sina.cn/article_2626611315_9c8ee87300100se1n.html?from=news;

              [4] 乌元春:《美议员要特朗普“迫使中国减免美债以补偿新冠病毒暴发”,评论迅速翻车!》,环球网,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3xUHKHunv3I;

              [5]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美国准备对中国宣布债务违约》,https://6do.news/article/2531338-61;

              [6] 国关文化视线:《美国准备向中国宣布索赔或债务违约,德俄中驳斥》,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90317&s=fwzwyzzwzbt;

              [7] 许雯:《中疾控专家复盘疫情发现至今时间线,回应中国瞒报质疑》,《新京报》2020年4月27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4/27/721666.html。


              英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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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ryan Cave Leighton Paisner LLP: Chinese Government Sued in Multiple Class Actions by U.S.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https://www.bclplaw.com/en-US/insights/chinese-government-sued-in-multiple-class-actions-by-us-citizens-and-businesses.html;

              [3] Kathryn Watson: Missouri and Mississippi sue China over coronavirus, CBS News,https://www.cbsnews.com/news/missouri-sues-china-over-coronavirus/;

              [4] Matthew Henderson, Dr. Alan Mendoza, et al., Coronavirus Compensation?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Culpability and Avenues of Legal Response, Henry Jackson Society,https://henryjacksonsociety.org/publications/coronaviruscompensation/;

              [5] Logan Alters v. P.R. China, Class Action Complaint,

              [6] David P. Stewart,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A Guide for Judges,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2013;

              [7] Saudi Arabia v. Nelson, 507 U.S. 349, 360 (1993) (“[A] foreign state engages in commercial activity for purposes of the restrictive theory only where it acts ‘in the manner of a private player within’ the market.”); see also Republic of Argentina v. Weltover, Inc., 504 U.S. 607 (1992);

              [8] Bryan Cave Leighton Paisner LLP: Chinese Government Sued in Multiple Class Actions by U.S.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https://www.bclplaw.com/en-US/insights/chinese-government-sued-in-multiple-class-actions-by-us-citizens-and-businesses.html;

              [9] Siderman de Blake v. Republic of Argentina, 965 F.2d 699, 710 (9th Cir. 1992);

              [10] Chimène Keitner:Don’t Bother Suing China for Coronavirus, https://www.justsecurity.org/69460/dont-bother-suing-china-for-coronavirus/.

              [11] Stephen L. Carter: No, China Can't Be Sued Over Coronavirus,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3-24/can-china-be-sued-over-the-coronavirus;

              [12] Asher Stockler, At least four federal class-action suits filed against China, seeking trillions over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U.S., https://www.newsweek.com/china-class-action-lawsuits-covid-19-1498400;

              [13] Matthew Henderson, Dr. Alan Mendoza, et al., Coronavirus Compensation?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Culpability and Avenues of Legal Response, Henry Jackson Society,https://henryjacksonsociety.org/publications/coronaviruscompensation/;

              [14] Ma, J., ‘Coronavirus: China’s frst confrmed Covid-19 case traced back to November 1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March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74991/Coronavirus-chinas-frstconfrmed-COVID-19-case-traced-back, last visited: 28 March 2020;

              [15] Li, A. J., ‘Coronavirus crisis: How the death of Li Wenliang, a doctor and ordinary citizen, sparked Chinese demands for freedom of speec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February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049910/Coronavirus-crisis-how-death-li-wenliang-doctor-and-ordinary, last visited: 28 March 2020;

              [16] ‘Pneumonia of unknown cause – Chin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5 January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who.int/csr/don/05-january-2020-pneumonia-of-unkown-cause-china/en/, last visited: 28 March 2020;

              [17] ‘Viral pneumonia cases reported in central China,’ Xinhuanet, 31 Decem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12/31/c_138669403.htm, last visited: 28 March 2020;

              [18]  https://www.vox.com/2020/2/10/21124881/coronavirus-outbreak-china-li-wenliang-world-health-organization;

              [19] Li, ‘Coronavirus crisis: How the death of Li Wenliang, a doctor and ordinary citizen, sparked Chinese demands for freedom of speec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February 2020;

              [20] Fottrell, Q., ‘Mayor of Wuhan, epicentre of coronavirus outbreak, says 5 million people left the city before travel restrictions were imposed’, MarketWatch, 28 January 2020, available at: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mayorof-wuhan-epicenter-of-Coronavirus-outbreak-says-5-million-people-left-the-city-before-travel-restrictions-wereimposed-2020-01-26, last visited: 28 March 2020;

              [21] Peter Tzeng, Taking China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ver COVID-19, ejiltalk.org/taking-china-to-the-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over-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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